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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芳明/學運世代的誕生

 從經濟層面來看,他們是典型22K世代。在大學還未畢業前,就已經看見自己未來的社會身分。先前馬政府為了應付金融海嘯,為了製造更多就業人口數字,補助企業主以22K聘請大專畢業生。如今金融海嘯已過,22K仍然不動如山。所謂清貧世代,便如此確立了。知識價格的均一化,使年輕人不僅看清知識的無望,也看清社會的絕望。制度性結構,框限了他們未來的追求。

無薪假與低薪水,是馬政府特有的經濟產物。這是使年輕人邊緣化的主要原因,並非是他們能力不足,也不是工作不勤,更不是抗壓性不夠,完全是由制度創造出來。在固定而僵化的框架裡,他們焦慮地尋找出口。這次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匆促送出委員會,充分暴露馬政府的企圖。表面上是要增加台灣的工作機會,骨子裡卻只是有利於兩岸財團的結盟與擴張。這種為財團服務的協議,並沒有為台灣青年帶來希望。

簽訂ECFA以來,土地炒作益形激烈。在都市更新名義下,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,無不與少數財團密切合作。即使是偏遠的苗栗,那種兼併土地的醜惡嘴臉,無須由財團出面表演,政商之間的聯手如膠似漆,莫此為甚。起來反對的領導人,正是網路世代。他們見證關廠工人的慘境,見證政府首長的權力傲慢,終於不能不涉身於公民社會運動。但他們並非是孤立的行動,所有看不見前景的青年,自然而然也匯入了洪流。

公民運動的崛起,凸顯民主制度與代議政治的偏頗與缺陷。財團控制政府,政黨控制議會,黨魁控制黨員,是政黨輪替後的連鎖現象。社會底層的民意不能上達,人民投票結束後,便再也不能有效監督政府與議會。所有政府決策,都獲得議會的全力配合。從來沒有看見經濟部為人民講話,立法院要通過服貿時,也只是聽命黨主席的指揮。這種民主無力感,使年輕世代深感絕望。

從反對國光石化設廠開始,學運世代漸漸累積運動能量。大埔事件、美麗灣事件、文林苑事件、洪仲丘事件、反核運動、多元成家運動,都是在最短時間內動員,卻成功連結了不同城市運動者。利用網路的聲息相通,不僅可以蒐集精確資訊,也可以迅速找到理念相同者。他們分享共同的人文與人權價值,也分擔挑戰公權力必須付出的代價。與其說他們是反政府,不如說他們反對分配不均。在財團壟斷資源情況下,他們清楚看見政府一面倒的偏頗立場。

太陽花運動結束,他們承諾出關播種。退出立法院,退出凱道,他們並沒有消失,而是在不同城市,不同校園,繼續進行串連活動。他們的運動型態與野百合不一樣。過去要求的是國會改造,如今要求的是社會公平正義。這將是漫長的運動,不可能在最短時間獲得實現。可以預見,學生的介入投入,必定是愈來愈積極。

(作者為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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