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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論-中國模式的虛與實

西方反思中國制度
 
政治學者福山在新著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: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》指出, 自由民主政體或許必須被某種更好的制度取代。在錯誤的情況下,民主制度也可能成為引發不穩定的因素。因為民主使政府面臨太多相互衝突的要求,從而侵蝕政府施展權威的能力。
 
福山的核心論點是: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:強政府、法治和民主問責;三者缺一不可。但政治現代化本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。最重要的是把順序擺對。民主並不是第一位,強有力的政府才是。相較之下,中國因帝國歷史傳統而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,但在法治和民主問責這兩方面較弱。這正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與依憲執政的重要意義。
 
由於中國大陸快速崛起,以及英美式民主政體內部正面臨左右對抗,形成零和競賽的對峙危機,導致西方各國開始反思中國發展的有效性與正當性。但是,中國經驗到底是一套有別於西方民主的另類模式,或只是種暫時的過渡性選擇,還有待深入探討。
 
1990年代以後,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維穩措施,形成獨特的中國經驗,其中重要內容包括:一、建立領導人任期制度,嚴格限制為兩任共10年。並規定擔任職位的最高年限,中央委員為63歲,政治局常委則為68歲。據此預設了培養接班人,甚至儲備隔代接班人的世代交替機制。
 
二、堅持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職官名單制,採「精英遴選」以取代西方民主的「大眾直選」。民主直選局限在基層的縣、鄉一級,村民自治已普遍落實。
 
三、採取權力集中的集體領導,而且係以派系共治、功能區分為前提,但每一位政治局常委擁有在其專屬領域內的基本決策權,當遇到重大問題時,則透過集體協商解決。
 
四、確定意識形態的正當性為政權維續要務。從改革開放初期的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」,到江澤民推動「三個代表論」,乃至胡錦濤主張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」,以及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,都試圖對政權階級屬性、國家發展階段、社會群眾基礎,乃至現代化建設內涵,提出新的意理解釋。這充分凸顯中共對文化霸權與意理論述的高度重視。
 
但是,在鄧小平推動務實的經濟改革之後,中共領導人卻缺乏對國族認同、民主法治與經濟發展這三大層面的互動影響進行更深一層的反思,想一舉就從「民族」跳躍到「民生」的範疇,卻忽略了「民權」層面的憲政主治與法治權威的重要性。目前,大陸正面臨階級快速流動、市民社會勃興、地區發展落差與民族地區紛擾等因素,直接挑戰著政治權力的核心;至於官吏貪腐,政商糾結與大量資金外流,則對社會維穩構成巨大的挑戰。
 
補民權主義之不足
 
30年來,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績頗受世人肯定,但衍生的問題也不少;若能進一步強化法治建設與民主問責機制,以補民權主義之不足;並逐步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國家考試及基層選舉制度,落實以縣自治為基礎的直接民權,讓各級人大成為真正的實權化「權力機關」,進而建立獨立的司法與監察制度,構建以憲政主義為核心的法治體系,中國大陸就能逐步克服當前維穩與發展的挑戰,形成具實效的「中國模式」。
 
(作者為國立金門大學教授)

http://www.chinatimes.com/newspapers/20141212000895-2601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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